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足球成为全球瞩目的核心。然而，更引人关注的是拉丁美洲队伍正将这一全球赛事变为美洲的舞台。卫冕冠军西班牙队在0:2输给前殖民地智利后，成为本届杯赛首支被淘汰的球队。有网友略带调侃地指出：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这一次，西班牙队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丁美洲人在足球场上的胜负恩怨，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用优美文笔追忆了这项美丽运动——即《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知名左翼斗士以笔墨为武器，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作品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地区的残酷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足，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犀利的经典之作成为出版市场的长销书，亦被视作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有些观念上的转变。在世界杯开幕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流露出些许反思。他坦言：“我本想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我自己也有所改变。”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论述风格如今显得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与之相对，多元化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因为人类境况本身是多样的。至今仍有人将多样性视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二十世纪后期至今的东亚经济崛起为加莱亚诺曾经的信念提供了反例，而二十一世纪初拉美因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固守旧有观念的艰难。实际上，相较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推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给予肯定的。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或许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忧心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科技之神不说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变化的并非只有加莱亚诺，拉美民众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显著的热情，对以往殖民历史带来的伤痛给予了相当大的谅解。这的确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纷杂的拉美地区，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如今，两家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正面观感。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与2010年对八个拉美国家的民众采访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欢迎：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演进”，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现，或许将曾经“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充满激情的断言，逐渐转向为疑问。这些以往及当下更多强调外部风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更具决定性的内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颇具深意！），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的成因。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为“难以解释差距的因素”，因它们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被证伪。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常被视为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阻碍。但有趣的是，在亨廷顿所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为深刻。“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福山也强调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改变。同样，频繁出现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的结果，因其制度设计往往只顾及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至不发达状态。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言，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某种引力的作用——即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之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自拔。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动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四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所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非最受此诱惑的国家。经历十年的增长之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仅依赖于大宗商品，而与技术、创新、效率关联有限，进步似乎在此仅仅绕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仅为0.6%。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