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在成都的茶馆做田野调查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研究成都，特别是关于近现代成都的探讨，似乎有着丰富的材料。但现实情况却与此有所出入。若要梳理成都的城市发展历程，探究其治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变迁，相关文献确实不少。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城市的最基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便会发现可用的资料其实相当有限。以成都茶馆为例，它们虽然声名远扬，但若想探究十九世纪的成都茶馆，我能找到的线索往往只有寥寥数首《竹枝词》。进入二十世纪后，资料开始逐步增加，但远未达到我们想象中的充足程度。不过，自抗日战争开始，相关记录的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我今日要分享的，是1949年之后的成都茶馆。研究改革开放之前的茶馆，几乎完全仰赖于档案材料。而我的演讲将聚焦于1950年至2000年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相关的档案记录变得极为稀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档案本身留存不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档案尚未达到公开的年限。根据国家的档案管理规定，档案需按批次和时间逐步开放。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可用的档案资料。我能够完成《茶馆》第二卷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亲自进行的田野调查，这也正是我今天要讲述的核心内容。

王笛进行题为“城市的田野——以成都茶馆考察为例”的演讲 李显杨摄

让我们从我曾在茶馆中偶遇的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我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但依然乐此不疲，因为它生动地展现了当我们反复造访同一家茶馆时可能有的发现。

我第一次造访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是在2015年。那时，这家茶馆还不像如今这般广为人知，从成都市中心打车前往彭镇大约需要四五十分钟。2015年秋天，我的茶馆考察工作已接近尾声，因为我的研究只计划写到2000年。但当时为了给书籍配图，我去了观音阁老茶铺，拍摄了大量照片，这只是其中的一张（图1）。

图1 彭镇观音阁老茶铺，2015年秋

图2 2019年夏

四年后的2019年夏天，我再次前往。随后便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整个2020年，我都在澳门。大约在秋天，我翻看2019年在观音阁老茶馆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时，感觉其中一位老人十分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图2，右一）。于是，我又找出2015年秋天拍摄的照片逐一查看，果然发现了他（图1，前排左一）。我将他的面部特征放大仔细比对，确信应是同一人。为此，我还截图发给朋友帮忙辨认。我有一位常去这家茶馆拍照的当地朋友，他也确认是同一人。我隐约感到这背后可能有一段故事：时隔四年，这两次拍摄都并非有意针对特定人物，只是随意在茶馆内取景后便离开，却意外地记录下了同一个人。

于是，我萌生了回去寻找这位老人的念头。但由于当时疫情限制，我无法从澳门返回内地，便委托四川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帮忙寻访。我详细说明了如何寻找、具体地点以及要询问的问题等。果然，这位同学第一次去就找到了这位老人。他还告诉我另一个发现：这位大爷姓甘，人称甘大爷；而与他相对而坐打牌的那位胡大爷，也出现在了我的照片中（图3，右一）。我当时并未注意到胡大爷也在场，是这位同学的提醒让我发现了这一点。随后，我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了采访，包括采访了茶馆的老板。

图3 2020年秋

图4 2021年夏

2021年夏天，我终于能够返回内地。我立刻前往观音阁老茶馆，一眼就认出了甘大爷和胡大爷（图4）。我总共已造访这家茶馆八九次，每次都能见到他们两位。尽管我们从未约定，却从未错过彼此。每次去到这家茶馆，我都会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从未让我失望，大多数时候，他们总是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即便偶尔不在同一桌，也必定在茶馆之内。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尤其是在日常时常被打断的特殊时期。他们对我一无所知，却成了我持续关注的对象。我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并不介意我的提问，回答也常常是随意的，相比于接受采访，他们更专注于打牌。甚至当我告诉他们我曾采访过他们时，他们或许也难以记起。

遇见他们，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我开始思考：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一家茶馆、一个空间是多么重要。他们在这里维系着每日的日常：清晨起床，来到茶馆，与朋友相聚，度过一天，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思考中，我总结出一个观点：日常，同样是最宏大的叙事。

过去，我们总认为宏大的叙事必然与国家、民族、革命、改革等重大议题和历史转折紧密相连。然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普通人时，便会发现，即便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努力维持日常生活的点滴，同样构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宏大叙事。从政府和国家的视角来看，确保国家每日正常运转，保障人民能够稳定地维持日常生活，这难道不是它们最重要的职责吗？因此，日常也是最宏大的叙事。

这个人原本是观音阁老茶铺的掺茶师傅，后来他自立门户，也在彭镇开了一家名为张飞茶馆的茶铺。我给他拍照时，他立刻摆出了一个姿势，显得非常外向。如今他既是老板，也兼任掺茶师傅。

当我打算撰写关于茶馆的著作时，面临资料匮乏的困境。我想，如果我能搜集各种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将一百年的茶馆历史汇集成书，便感到非常满足了。在我看来，尽管茶馆在成都看似寻常，当地居民日日可见，但实际上却鲜有人系统记录，连成都人自己也少有详细记载。对茶馆进行记录的多为外地人或外国人。尤其是那些从北京、上海等地来到成都的人，他们往往带着批判的眼光，难以理解成都人为何能仅凭一杯茶，在茶馆中消磨一整天。我便这样零星地记录下这些观察。

要写一本关于茶馆的书，我以前并没有太大信心，直到在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大批档案资料。尽管这些档案并非专门关于茶馆的独立全宗，而是散见于警察局档案、同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等多个类别中，但只要持续深入挖掘，相关资料便会源源不断地浮现出来。但是，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缺乏档案资料的时期，我只好像人类学家那样走进田野。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将城市作为田野。当我们提及“田野”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像赵世瑜老师那样，深入深山老林，探寻偏僻之地，无论是房山还是江南的某个村庄。对我而言，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便是我的“田野”。

我也一直在探索我的考察方法。我不知道赵老师他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具体如何操作，我起初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颇为相似。茶馆里汇聚了众多顾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还有许多经营茶馆的从业者。为此，我设计了一份问卷，其中涵盖了收入、年龄、性别以及顾客在茶馆逗留的时间等问题。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放弃了这一做法。有一次，我坐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喝茶，偶遇一群大学生正在进行问卷调查。这份问卷是关于汽车的，内容涵盖了是否计划购车、计划购买哪个档次的车、最期望购买的汽车品牌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当时对国内汽车的情况是一无所知，旁边喝茶的人们也说不懂汽车，我不清楚是真的不了解，还是仅仅不想被打扰。学生们则回答，他们每天每人需完成50份问卷，请大家帮忙随意填写一下。当时茶客们碍于面子，也只得胡乱应付着填下去了。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自己关于茶馆的问卷，很可能会遭遇相似的命运。与其寄望于他人，不如将命运紧握在自己手中。我所说的命运，指的是搜集到的资料的可信度。最终，我决定把自己当作一个茶客，深入到茶馆中进行实地考察。

我在进行考察时，并不携带录音设备，也不边交谈边做笔记。我仅以一名普通茶客的身份，坐在茶馆中，与那些堂倌、老板以及其他茶客随意闲聊，话题不限。我从1997年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一直持续到2003年。在那个时期，成都的茶馆绝大多数都是小茶铺，人们之间没有隔阂，陌生人也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和现在的茶楼不一样。现在的茶楼，哪怕你一个人去，只要你占据了那个桌子，老板也不会再安排另外的人和你坐在一起，大家之间是有界限、有分寸、有隐私的。但那个时候，人们只要坐在那里，随口就可以一起聊天。

这种聊天就是闲聊，至于话题往哪里走是完全随机进行。当然，缺点就是聊的内容非常随意，没有中心，我也不知道我能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把我在茶馆中听到的，以及我和大家聊天的内容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有的时候是聊完了以后，别人走了，我便会一个人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来聊天的内容；如果白天没有时间记录，我会在每晚详尽地依据记忆，将当日在茶馆里看到听到的事记录下来。这样日积月累，就有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我再翻看当时的记录，可以发现成都几乎完全改变了。世纪之交时，成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消失的古城》。城市本身没有消失，但作为一座古城，它的建筑、它的街区、它的格局完全改变了。虽然成都还在那里，但作为一座古城的它已经不存在了。我的记录（1997年至2003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成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某条街道的原始风貌。我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诸如墙上曾有的涂鸦等细节。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当时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平常的，在记录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波澜。可是二十多年过去后，我再翻这些照片，再看这些记录，其实有被深深地震撼到：就在我们眼前，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完全改变了。我自己在那里出生、读书、长大、教书、工作，但是现在我回去以后找不到我的路。作为一个“老成都”，我已经不认识这个城市了。这对我有一种内心感情上的触动，让我思考怎样看待这个城市，怎样看待一个古城的消失。

我详细记录了茶馆里普通人的闲谈内容。这正是这份记录的珍贵所在，因为我从中发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时的茶价，我去过的茶馆，茶价有1角钱的，也有5角、1元的。我还曾去过茶价高达28元的茶馆，1角与28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既有极为高档的茶馆，也有相当简陋的茶馆。当时开设茶馆所需的资金投入，有的茶馆大概需要5000元到1万元的启动资金，这样一来，一个从农村来的农民工便可以在偏僻的小巷或小街，选择背街的位置开设一家小茶铺。一家人甚至能够以此为生，逐步在成都扎根立足，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大拆大建之后，如果没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投资，开设一家茶馆将变得极为困难。当时，外来移民在成都拥有诸多机遇，这些务工人员不仅限于参与房屋修建，茶馆中也聚集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者，如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师傅等，他们几乎都是外来人。

大家在茶馆里聊什么，我也记录了下来。我在整理茶馆笔记时，翻到了2003年7月3日的那一天。当时我在一个小茶馆中。茶馆里，好几位茶客正热议着当天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在欧洲杯的比赛。尽管我对足球不关注，但听到他们的讨论，我便记录了下来。他们提到，比赛初期是意大利队先入一球，并一直保持领先。结果在比赛最后30秒，法国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在加时赛中，法国队再进一球。几年前重新整理这些笔记时，我曾怀疑这段记录的准确性，但一经查证，发现我所记载的比赛过程与实际完全吻合。

我在茶馆里听到什么，就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可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记录了服务员或者茶馆的茶客所经历的事情。例如，我曾记录过一位女服务员，她坐在那里与其他几位服务员闲聊，话题诸如“我儿子真是不争气，我给他买作业本的钱，他却拿去买饮料喝”之类，内容琐碎，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再来看，就会看到她所面临的家庭问题，小孩教育的问题。另外一个茶馆的女老板，她刚开了一个茶铺，我问她为什么要开茶铺，她说她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用政府给予的补偿金开设了一家茶馆。她提到她的女儿正在四川大学攻读本科，每年的花费相当大，以及女儿沉迷网吧的情况，包括在网吧的消费、餐饮费用以及宿舍开支等细节。她说如果不是经营这家茶馆，她将无法承担女儿读大学的各项费用。

以及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每家茶馆内都设有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的收费标准为3角钱3分钟，若通话超过3分钟则收费6角，超过6分钟则收费9角。这些具体的价格信息在笔记中均有详尽记录。

当然，笔记里还有普通人的经历，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坐在一个茶馆里，看到一位老人提着菜，慢慢走到茶馆门口，也不买茶，坐在门口的桌边就开始择菜。女老板就在旁边，既不叫她买茶，也不嫌她占了位。这位老人可能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把菜择好了，又提着走了。我们知道，这是小生意，如果你不消费的话，老板一般是不愿意让你占用位置的。但我观察那个女老板，好像习以为常，既不鄙视他，也不催促他，就让他坐在那里，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包容关系。

我也观察到老人对茶馆的依赖。我在茶馆里和老人聊天，有些退了休的老人，会坐在这里打牌。成都